本文摘錄自《光明日報》2021年07月05日 11版《國學》


  2020年,陝西省考古研究院公布了其發掘的唐代元大謙妻羅婉順的墓誌一方。《羅婉順墓誌》由汝陽郡王李璡撰寫,顏真卿書丹,為研究顏真卿早期書法藝術特征提供了重要的實物證據。除顏真卿外,墓誌撰寫者李璡也當引起足夠的重視。

《羅婉順墓誌》局部 資料圖片


  據《舊唐書》,李璡為寧王李憲長子。李憲,原名成器,是睿宗李旦的嫡長子,玄宗李隆基的長兄,玄宗追諡其為“讓皇帝”。在《羅婉順墓誌》中,李璡自題為墓主人羅氏的外侄孫。事實上,不唯羅氏墓誌,其夫元大謙以及元大謙之侄元自覺的墓誌均為李璡所撰。李璡於元自覺墓誌中自稱外甥。結合《元和姓纂》中“武幹生大簡,陝州長史,女為讓帝妃,贈少師”的記載,可知李璡的母親寧王妃元氏與元自覺同為元大簡的子女。《舊唐書》對於李璡的介紹雖十分簡潔,但已可知其生平梗概:“璡,封汝陽郡王,曆太仆卿,與賀知章、褚庭誨為詩酒之交。天寶初,終父喪,加特進。九載卒,贈太子太師。”與《舊唐書》相比,《新唐書》對於李璡的描述增添了少許細節:“璡眉宇秀整,性謹絜,善射,帝愛之。”由兩《唐書》的記載可知,李璡是一個眉宇秀整、潔己謹身、善射、好詩酒,深得玄宗歡心的宗室子弟。

  李璡好酒,在當時已頗聞名。杜甫所作《飲中八仙歌》,吟詠天寶初年“酒中八仙人”,李璡位列第二。詩中描寫李璡嗜酒的形象,頗富諧趣:“汝陽三鬥始朝天,道逢麴車口流涎,恨不移封向酒泉。”相對於李白的“一鬥詩百篇”,李璡的酒量竟是李白的三倍。據荻生徂徠的《度量衡考》,唐代的一鬥相當於今日的四升一合八勺餘。李璡在朝見皇帝之前竟至飲酒三鬥,似乎與史書上對他“性謹絜”的評價不大吻合。對照此詩中描寫賀知章的“眼花落井水底眠”,以及描寫左相李適之的“飲如長鯨吸百川”等語,可知是作者有意誇張的筆法。“道逢麹車”一句,宋人趙次公釋雲:“麹所以造酒,才見麹車而便流涎,戲其好飲之急也。”酒泉係郡名。《三秦記》記載,“酒泉郡城下有金泉,泉味如酒,故名酒泉”。《拾遺記》中亦有羌人姚馥嗜酒,武帝遷其為酒泉太守的典故。“恨不移封向酒泉”一句,極言李璡好酒之甚,其事是否完全出於作者的杜撰,值得進一步考察。總之,杜甫以短短七言三句的篇幅,極力營造出李璡嗜酒如命而又曠達縱逸的人物形象。“朝天”“移封”等語,則又點明了李璡宗室貴胄的身份,使得其嗜酒的形象具有與其他七人不相雷同的個人特色。不過,作者以這樣的筆法描寫汝陽王李璡癡迷於飲酒的姿態,當有深意存焉。

  據兩《唐書》記載,成器初以皇孫受封永平郡王。文明元年(684年)李旦登基後,冊立六歲的成器為皇太子。武則天登基後,冊授為皇孫。中宗李顯複位後,改封蔡王,成器固辭不受。唐隆元年(710年)晉封為宋王。睿宗複辟後,“時將建儲貳,以成器嫡長,而玄宗有討平韋氏之功,意久不定”(《舊唐書·列傳四十五》)。成器以“時平則先嫡長,國難則歸有功”的理由“累日涕泣固讓”,加之當時“諸王、公卿亦言楚王有社稷大功,合居儲位”,遂使睿宗最終做出立楚王李隆基為太子的決定。睿宗退位後,玄宗進李成器為司空。開元四年,成器改名為憲,封寧王。因李憲謹畏謙讓,不預朝政,不妄交結,始終受到玄宗的禮遇。開元二十九年十一月(742年1月)病逝,年六十三。

  縱觀李憲一生,曆經中宗、睿宗相繼被廢、武周代唐、神龍政變、韋後之亂、唐隆政變、太平公主之亂等一係列宮廷政變,能夠在詭譎的政治局勢與險惡的生存環境下,得以保全始終,與其“恭謹畏慎”的個性以及固辭太子之位等行為深有關係。據《舊唐書》記載,睿宗在位時,“時太平公主陰有異圖,姚元之、宋璟等請出成器及申王成義為刺史,以絕謀者之心。由是成器以司徒兼蒲州刺史”。姚崇、宋璟此舉的動機所在,可以從《新唐書・陸象先傳》中找到答案:“(太平公主)及謀逆,召宰相議,曰:‘寧王長,不當廢嫡立庶。’”《冊府元龜》卷二九四的記載則更為詳細:“時太平公主謂成器曰:‘待崔湜、蕭至忠到,當輔政,廢太子,以爾代之。’成器馳告皇太子,太子與成器奏之,故令停湜等官。”由此可見,太平公主曾有擁立李成器、廢黜太子李隆基的計議。而李憲在太平公主與李隆基的權力鬥爭中,再一次保持了足夠清醒的頭腦。

  值得注意的是,李憲除個性“謹畏”、不預朝政以外,還有著“好聲色”的一麵。唐末五代人王仁裕所撰《開元天寶遺事》中,有《花上金鈴》與《妖燭》兩則關於李憲的逸事。謂其“好聲樂,風流蘊藉,諸王弗如也”,“每至夜筵,賓妓間坐,酒酣作狂”。《開元天寶遺事》一書,雖然被四庫館臣評價為“采摭遺民之口,不能證以國史”,不過,此書關於李憲“好聲色”的記載,未必全是失實的委巷傳言。兩《唐書》中均有玄宗與寧王等諸兄弟宴飲遊樂的記載。如《新唐書》雲:“(玄宗)聞諸王作樂,必亟召升樓,與同榻坐,或就幸第,賦詩燕嬉,賜金帛侑歡。諸王日朝側門,既歸,即具樂縱飲,擊球、鬥雞、馳鷹犬為樂,如是歲月不絕。”可知在玄宗一朝,李憲縱情於聲色確是事實。不過,就《舊唐書》中“玄宗既篤於昆季,雖有讒言交構其間,而友愛如初”等記載來看,李憲的這種“具樂縱飲,擊球、鬥雞、馳鷹犬為樂”的行跡,更多的是為了展現出一種遠離廟堂、不問政治的姿態,以避免玄宗受讒言所惑,對其產生猜忌。

  作為李憲的長子,李璡在父親過世後,麵對玄宗追諡其父為“讓皇帝”、下令號墓為陵時,“又上表懇辭,盛陳先意,謙退不敢當帝號”(《舊唐書·列傳四十五》),表現出謙恭謹慎的姿態。玄宗未允所請,又追贈寧王妃元氏為恭皇後,令將李憲夫婦祔葬於睿宗橋陵之側。值得玩味的是,“及將葬,上遣中使敕璡等務令儉約,送終之物,皆令眾見”,並依左仆射裴耀卿奏請,對於壙內所置千味食料,“依禮減省,以取折衷”。對於葬禮規格的裁抑,可以窺知玄宗對李憲一族終究有所顧忌,也顯現出他恩威並施的政治手腕。據《舊唐書》記載,李璡在天寶初年,“終父喪,加特進”。清人仇兆鼇考出杜甫大約於天寶四五載間遊於李璡門下,其《贈特進汝陽王二十二韻》大約作於這一時期,詩中的“特進”字樣,恰可與《新唐書》的記載互為資證。不過,據現有史料來看,李璡於玄宗一朝除曾擔任過太仆卿一職以外,始終未能進入權力中樞。杜甫在詩中明白地道出“聖情常有眷,朝退若無憑”。有明人指出,“隻‘若無憑’三字,可為千古藩王法矣。”(《杜詩胥鈔》)因“無憑”而得以保身的汝陽王李璡,既然無法也不敢在政治上有所抱負,就隻能像其父叔輩諸王那樣,寄情於宴飲遊樂之間了。杜甫以“披霧初歡夕”等八句,極寫李璡一年四季多次招宴,款待自己。作為一首典型的幹謁詩,杜甫向李璡投贈此詩的目的,實際在於詩末“鴻寶寧全秘,丹梯庶可淩”二句。“鴻寶”“丹梯”等語,曆來諸家注釋分明,概言之,“鴻寶”即神仙之秘書,“丹梯”即晉升之階梯。就《新唐書·杜甫傳》中“舉進士不中第,困長安”的記載來看,李璡並未將杜甫舉薦給朝廷。究其原因,恐怕與他不敢幹預政事、避免玄宗猜忌的心理深有關聯。

  《羅婉順墓誌》的出土,使我們知道李璡的母家元氏一族係北魏昭成帝之子常山王拓跋壽鳩的後裔。元氏本鮮卑拓跋氏,孝文帝時改為元姓。元大謙、元大簡兄弟係常山王第七代孫,大謙官至絳州龍門縣令,大簡官至陝州長史,大簡子自覺官至左司衛率。元氏家族的門第雖然高貴,官職卻並不甚高,這或者出於玄宗對於元氏勢力的有意裁抑。作為“讓皇帝”李憲的嫡長子,李璡終其一生隻能充當玄宗的宴遊侍從之臣,生活在戒慎恐懼之中。從這樣的角度重新審視《飲中八仙歌》中所謂的“恨不移封向酒泉”,自然可以體會到杜甫下筆時的一番深心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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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布時間:2018-04-25 瀏覽次數:3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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