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載自文彙筆會 2021-6-20)


  “最難的生活是無關痛癢的生活”,克爾凱郭爾在《人生道路諸階段》裏有這麼一句,初讀未解其意,再讀似有所悟。對我而言,若想在流逝的日子裏抓住些什麼,讓自身有所傍依,有所專情,便是寫和譯這兩樁事。借由文字,築起敏銳的自衛,在生活的平庸河流中保存一個小小的精神島嶼。不過,這也是近年來才有的認識,世上總有人早早明白了自身的使命,規劃井然,成果斐然;也總有人後知後覺,糊塗度日,進入人生下半場才有所悟。看似“頓悟”,實質是過去種種經驗的疊加彙聚,在某個時刻從心靈深穀陡然升起一聲召喚。瞬間,仿佛所有的日子都是為了迎接這一天的到來而做的準備。

    


  雖然,數數過去譯的,也不算太少,拉拉雜雜近一百萬字,但所譯的大都是些“無關痛癢”的東西。有時是沒得挑選,有時是情麵難卻。總之在沒有遇到心儀對象前,翻譯無非是一樁“差事”,而非一項“誌業”,更談不上為之魂牽夢繞、衣帶漸寬了。因此,從這個意義上,我把與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合作,為“文學紀念碑”係列翻譯德國學者萊納·施塔赫的著作《卡夫卡傳——關鍵歲月》(上圖)視為個人譯路的轉折點。這一回,圍繞著卡夫卡,編輯與譯者之間達成了高度共識。這是理想譯事的起點:欣欣然、躍躍然,又鄭重其事,如履薄冰。

  比起閱讀卡夫卡,翻譯《卡夫卡傳》更能讓我進入到心愛作家的生命內部,聆聽那顆“布拉格德語靈魂”的孤獨與狂喜,柔弱與堅韌;試著理解這位世界文學的著名單身漢的憂懼和矛盾,甚至可以大著膽子,剖析他與他筆下人物那些迷障重重的言行背後的心理機製。但是,這一切的最終目的,是在他者的生命中發現自我生命狀態的實然與應然。我想,翻譯文學傳記的理想境界,是生命與生命的相互體認與呼喚。偶爾,夜深人靜,譯到深處,會在心裏歎一聲“嗨,你這個弗朗茨呀!”仿佛感歎的是一位鄰家兄弟、同學友人。在這種時候,叫他“卡夫卡”終究聽起來生硬了,隔膜了。“卡夫卡”代表著疏離警惕、獨孤執拗的一麵。而“弗朗茨”卻是個頭腦發熱、內心敏感的小夥,總是寫著長信、訴著苦衷;或者興致勃勃地四處閑逛,劃船遊泳、唱歌爬樹,乏了也不肯回家,寧願一頭躺倒在朋友家的長沙發上,愜意自在地聊天。我很願意和這個弗朗茨做朋友。

  卡夫卡的寫作節奏映照著我的翻譯節奏。施塔赫總結了卡夫卡寫作的特征:創作的漲潮期總是突然來臨,卡夫卡可以一天數小時高強度、高產能地寫作;接著便是連續數周的退潮期,想象力漸漸消退,就算拚命掙紮也難以為繼,最後隻能偃旗息鼓,陷入持續數月的停滯期,卡夫卡稱之為“可恥的低穀”。卡夫卡的想象力和藝術表達力仿佛受著某種秘密法則的指揮,時而欣然開放,時而黯然關閉。每次他都投入太猛、太深,似乎要把短暫開放的靈感蓄水池一次抽盡。我由此對照自己的工作方式,發現了驚人的相似。在翻譯的“漲潮期”,日工作量可達三千字。在這樣的日子裏,我的心思情感與文本緊密咬合,就連吃飯睡覺,詞語也四處遊弋,在菜湯裏、枕頭邊、夢境裏;到了退潮期,每日隻能譯幾百字,思路緩慢,行文澀滯,心情忽明忽暗;甚至有過長長的停滯期,一瞥見書封上卡夫卡望著我的憂鬱模樣,就想拔腿逃離……

  即使在嚴格自律的狀態下,也很難保證勻速前進。翻譯即理解,或者“解譯”,這個過程是似是而非、矛盾重重的。當我把自己所理解的卡夫卡換作母語呈現,隨著手底下一串串語言符碼產出,屬於漢語的獨特屬性,混雜以我個人語言體係偏愛的氣味和色彩,產出的卡夫卡形象和原著必然呈現出不同的“性狀”。如何把卡夫卡複雜幽深的生命密碼恰如其分地傳遞給中文讀者?如何讓原著中的聲音激起盡可能精確的回響?為此,我會提醒自己與文本保持適度疏離,甚至隱身。斯坦納在《巴別塔之後:語言與翻譯麵麵觀》中提到 “化身的懵懂”,(transubstantial ignorance),這裏頭“蘊藏著翻譯事業的悲哀,但也隱含著修複傾塔的方法”。故而,我提醒自己,譯得順暢得意之際,就越要小心“過猶不及”。反過來,在磕磕碰碰處,反而倒更“安全”些,因為速度放慢了,心裏敬畏,則筆下更為小心。

  譯者就是在一片霧靄中摸索的人。就翻譯卡夫卡傳記的體驗來說,是既要摸索卡夫卡欲拒還迎的古怪心意,深情又絕情的矛盾態度,又要摸索施塔赫時而博學饒舌的雄心,時而善感細致的多情,這使我如同行於霧中霧,照著鏡中鏡。正如博爾赫斯在詩歌《羅盤》中關於翻譯的洞見:“我自己也不了解的生命/ 難解之謎、機遇、密碼的痛苦/ 還有通天塔的分歧不合。” 可見翻譯是一種明知不可為而為之的舉動。不過,等熬到了修改校對的階段,就能時不時品味勢如破竹之暢快;再等到一章章打印出來,就可以高高興興捧著溫熱的紙張坐到餐桌邊,進行二校工作了:就著一杯茶、一碟零食,用紅筆去掉虛詞冗贅,修正標點符號——恰如繡工完成一件經年累月的繡品,清理最後的細碎線頭,自有一種疲憊的滿足。

  寫作的專注也是要以犧牲俗世樂趣為代價。29歲時的卡夫卡在日記中寫道:

    “我在自己身上很容易察覺到一種對寫作的專注。當我這個‘有機體’顯示出本性中最可能出成果的方向是寫作,一切便朝它奔湧而去,導致其他方麵的能力,比如性的樂趣,吃吃喝喝,哲學思考,尤其是欣賞音樂的能力都停滯不前了。所有這些領域的能力都在衰退。這也是必要的,畢竟我的力量的總和實在太少,隻能半道彙聚起來,統統交付給寫作。” 

  與其說這段話反映了卡夫卡的自知之明,不如說反映了他對寫作使命的高度自覺。為了寫作,卡夫卡自願壓縮、甚至放棄生而為人的需求和愛好,試問世上有幾人能做到這樣的“絕情”?若論起卡夫卡寫作的狂熱,則我翻譯的熱度根本無法與之相提並論。卡夫卡會進入一種全然忘我的,同時又高度自控的創作狀態——寫作的烏托邦之境。短篇小說《判決》是極少數令卡夫卡滿意的作品。在此之前,他長期處於自怨自艾、自我否定的情緒裏,說自己寫得“又少有差勁”。


卡夫卡《判決》手稿第一頁


  在經曆了《判決》誕生之夜後,卡夫卡突然明白了,什麼才是他真正想要的寫作狀態和品質:


    “我在22日(1912年9月22日——筆者注)夜裏開始寫《判決》這個故事,一口氣寫到23日早上6點。我從書桌下艱難地挪出因久坐而變得僵硬的雙腿。心力交瘁的感覺,還有看著故事在眼前漸漸展開的快樂,像在水中不斷向前泅行。在這個夜裏,我多次用我的脊背扛起全身之重。什麼都義無反顧了,我為所有的一切,為那些最陌生奇怪的念頭準備了一把大火,目睹它們在火裏滅亡和複活。”

    

  即成作品的魔力讓卡夫卡身心“敞開”,他這一回迫不及待地、充滿自信地為一小群朋友朗讀了《判決》。“讀到最後,我的雙手不聽使喚,竟捧住臉,眼裏都是淚水。這個故事的成功已經是確定無疑的了。”譯到這一句,我長長地歎了一口氣。一個以寫作為生命的人的心境,凡間的痛苦都比不上寫作失敗帶給他的痛苦,凡間的快樂都抵不過一部作品成功帶來的快樂。卡夫卡這樣的人不需要外界的認可,自己的認可是他唯一的也是最高的文學標準。卡夫卡才活了41歲,也許是自我燃燒得猛烈了。他那極度的神經質完美主義也是我隻願遠觀,不敢也無法效仿的。在過去的生活裏,我不知不覺踐行著中庸之道,走著平凡之路,警惕著周圍過於激越或極端的一切。但是,通過翻譯,我觸摸到了一顆特殊心靈的質地,感受到了他創作強力的輻射波。在和卡夫卡接近的時刻裏,在作家、傳主和譯者三人構成的壓力場裏,我仿佛感覺自己的生命的銳度和力度也增加了。唯有如此,才能經受住語言的“力之舞”。

  一場譯事如同一次對生命的漫長侵占,人漸漸習慣了獨處的清冷和獨語的自在。那天,交付譯稿後,我突然萌生了去住處附近中山公園走走的念頭,平日裏怵它集市般喧鬧,每每避而不入。這一日,進得公園,發現尋常的花朵樹木皆有了新意,耳邊的吹拉彈唱也可愛動聽,陽光下移動的一張張臉那麼坦然、愉快。這讓我想起卡夫卡對普通人的羨慕,因為他們“從來都是在生活的中央,而不是邊緣”。我也想起卡夫卡最為關注的一點,也是他小說中的核心要素:人的姿態、動作和表情。眼前公園的情景透著世情百態的活潑與生機。我甚至想,假如卡夫卡出現在此地,會有什麼反應?在他難以接近的孤獨軀殼下,其實藏著一顆火熱的、渴望接觸人群和渴望親密感的心。也許,他會欣然坐到草地上,久久地觀察四周;甚至他會克服害羞,加入草地一角圍繞著民歌吉他手的合唱,就像當年他在“新生”療養院度假時加入合唱隊那樣勇敢。夜裏,他將打開日記本,興奮地寫下這一天的經曆,並再一次確認他在1916年5月誕生的想法:“從根本上而言,我是一個中國人。”(出自卡夫卡寫給菲莉絲·鮑爾的明信片)

  而我作為卡夫卡傳記的譯者,完成了該扮演的“媒介”角色,就到了退出卡夫卡生命舞台的時刻。我將在巴別塔的周圍繼續逡巡,直到遇見下一位讓我甘心交付時間的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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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布時間:2018-04-25 瀏覽次數:3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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